彭大将军一生中，虽战功赫赫，但也曾经历过几场败战，其中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便是他所自认的“败绩”之一。过去，不少志愿军领导人提到这场战役时，常常带着“未达预期”或“颇感遗憾”等字眼来总结，彭老总在回顾时更是直言：“虽歼敌8.2万人，但我们的伤亡人数却比敌人还多，超过8.5万，尤其在战役的第二阶段，美军发动反击，损失格外严重。第三兵团第60军第180师几乎被全歼，5000多人被俘，总伤亡人数超过7000人。”可见，这场战役的伤痛对于彭老总来说仍然历历在目。
第五次战役的“未圆满”结局，部分责任被归咎于当时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。王近山不仅以勇猛的作战风格被誉为“王疯子”，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更屡立奇功，深得刘邓等高级指挥员的赏识。1950年11月，王近山作为12军军长带领部队离开重庆，随后以第三兵团副司令员身份参与抗美援朝。当时，第三兵团的实际指挥权落在了他手上，因为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因病暂时无法履职。
展开剩余75%在第三兵团入朝之前，王近山便带领部分精干力量提前入朝，侦察战场，熟悉地形。虽然入朝不久即遭遇了美军的空袭，导致他左臂受伤，但他并未因此受挫。在得到大量苏制装备后，王近山更加信心满满，甚至立下了俘虏5000美军的豪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之前四次战役中，志愿军总共俘虏了不到5500名联合国军士兵，王近山的这个目标显得过于乐观。
1951年4月19日，彭老总发出第五次战役的政治动员令，志愿军的14个军随即发动了攻击，王近山指挥的第三兵团位于战线中央。计划是从中间突破敌军阵型，先后歼灭土耳其旅和美军第3师主力。初期，第三兵团的进攻势如破竹，成功消灭了土耳其旅，但随后的进展却并不如预期。由于炮兵支援不足，进攻未能成功全歼敌军，土耳其旅的部队迅速有序撤退，计划因此落空。
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第三兵团的右翼，15军本应消灭美军第3师一个团，但缺乏炮兵支援的情况下，进攻陷入困境。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优势，很快就反击了我军的阵地。此时，王近山意识到美军并非易敌，面对敌军高效的机械化行军，第三兵团的作战形势日益严峻。
在接下来的作战中，王近山指令第60军坚决阻击美军第25师，并紧盯美军的撤退路线，试图消耗敌军。尽管他进行了详尽的战术部署，敌军依然凭借灵活的机动性迅速反击，在志愿军尚未完全了解敌人动态的情况下，美军的炮火和空袭对我军造成了巨大打击。
经过第一阶段的艰难作战后，第三兵团的伤亡达5000多人，但歼敌数量有限，战况不佳。彭老总最终决定停止战斗，结束第一阶段的行动。第二阶段中，志愿军表现稍有起色，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并给南朝鲜军造成较大损失。然而，李奇微和范弗利特等人并非等闲之辈，他们迅速利用美军的机动性堵住了漏洞，战局逐渐向美军倾斜。
随着后勤补给出现困难，战场形势不断恶化，彭老总果断指示撤军休整。然而，美军显然不甘坐视志愿军轻松撤退，李奇微迅速指挥“联合国军”展开大规模反击，多个装甲部队向我军纵深插入，令志愿军措手不及。特别是王近山指挥的第三兵团，在撤退过程中遭遇重大失误，导致部分部队迅速暴露在敌人火力下。
第五次战役中，最惨痛的损失发生在第60军第180师。原本奉命北撤的180师，在收到“暂不撤退”的命令后，留守在前沿阵地构筑防御，最终成为美韩军的包围目标。由于缺乏有效支援，180师最终遭遇了大规模的损失，超过5000人被俘，整个第三兵团在这场战役中的伤亡惨重。战后统计，第三兵团被俘人数超过6000人，伤亡总数达到10902人，而歼敌仅3600余人。
战役结束后，彭老总对王近山和其他指挥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王近山在总结会上愤怒表示：“我们的兵还没见到美国人的面，就被击败了，这样的打法简直是放羊撵狗！”他直言这种无视战术、盲目进攻的方式只能导致军队的失败。
根据陈赓的后期总结，第三兵团的失利可归结为几个关键原因：一是干部队伍的不完整，二是缺乏通信联络工具，三是装备落后，特别是在自动火器方面远逊于美军。陈赓还批评王近山过于乐观，认为美军并不像打败蒋军那样容易，一味追求快速全歼敌人是不现实的。
尽管王近山在第五次战役中犯了明显的错误，但他依然被彭老总信任，继续担任重要职务。此后，在上甘岭战役中，王近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战斗能力，他成功将美军的优势在狭小的地形中遏制住，给美军造成了重大挫败，赢得了“战将”之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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